防治艾滋病的紧迫性以及香港经验管窥
——参加全国党校“艾滋病与社会政策”教师培训班有感 董建萍
内容提要：艾滋病防治是世界性课题，也是改革开放中的中国面临的紧迫社会问题。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中国艾滋病防治取得很大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从观念到机制的诸多不适应。香港艾滋病防治起步较早，其管理已具世界先进水平。学习和借鉴他人经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推进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关键词：艾滋病 防治问题 香港经验
2007年岁末，我有幸受邀参加了为期8天、在深圳香港两地举办的针对全国党校系统教师的“艾滋病与社会政策”培训班。培训班由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社会发展研究所主办，福特基金会协办，得到了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香港艾滋病基金会和香港智行基金会等政府和民间机构的支持。
期间，我们除接受有关培训课程外，主要考察了香港等地的与艾滋病服务有关的一些机构和组织。参观香港艾滋病基金会，了解基金会的工作方式，学习模拟项目开展的前期规划；考察香港红丝带中心，听取刘启祥医生的专题介绍；参观香港贝夫人美沙酮诊所，听取李培文医生的专题介绍；考察新界粉岭综合治疗中心，听取陈明珠护士长的专题介绍；参观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听取高级训练主任陈碧霞女士的专题介绍；考察香港伊丽莎白医院，听取护理人员如何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服务的经验及心得；考察深圳某酒吧，与帮助同性恋者的义工交谈，观看他们的宣传活动；考察香港关怀和帮助性工作者的义工组织紫藤社，感知她们的经验及不为人知的精神和身体的辛劳。
密集的培训课程和访问行程使我们紧张、疲惫，但正如培训活动组织者靳薇教授所言：“最终你们一定会感到很有收获，不虚此行”。的确，此行收获良多，而且是多方面的。我把它记录下来，奉献给大家，因为我觉得，这不仅是属于我个人的一段学习历程和人生体验，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侧面，它反映了社会对艾滋病及其所连带的社会问题的积极应对。
(一) 参加这次培训印象最深刻的感受，还是艾滋病疫情的快速发展与我们大多数人(包括本人在内)的无知以及忽略之间的反差。这种无知曾经在中原地区带来了巨大的、至今难以愈合的人道灾难。如果任其自然，可以肯定还是社会的一种潜在危险。
自从1981年在美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到今天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多世纪。累计有两千多万人死于艾滋病发作。仅2007年，全世界就有210万艾滋病人死亡。截至2007年11月份，全世界艾滋病毒感染者达到3320万人。南非是世界艾滋病感染大国，平均感染率是1／9，军队中的艾滋病毒感染率达到25％。博茨瓦纳的成人感染率达到40％，孕妇感染率达到55．6％(25—29岁年龄组)。需要强调的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多数是青壮年。快速上升的疫情不仅危害生命，而且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的巨大障碍或潜在障碍。试想，如果正值事业旺盛期的男人纷纷感染艾滋病毒、女人不断生出小艾滋病毒感染者，渐至工厂无做工之人，军队充塞病夫(在一些国家已经是现实)，将是何等可怕之事。
中国19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至今全国累计艾滋病死亡人数为22205例。现存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其中艾滋病人约8．5万，全人群感染率为0．05％。就感染率而言，中国目前还属于低流行地区，但是疫情发展的趋势令人担忧。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庞大，即便是低流行，也可能使中国成为世界艾滋病人最多的国家。而艾滋病流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并不难以预防，主要是因为无知、偏见而导致整个社会防范疏漏，使得我们所有人几乎都脆弱地暴露在它面前，因而低流行会快速地向高流行转变。曾经有一段时间，由输血而引起血液传播是我国艾滋病毒感染的主要途径，这就是与我们的无知有关。再也不能让这样的人道灾难重演了。目前在我国，各种艾滋病的流行因素广泛存在，但性传播正逐渐成为主要传播途径，艾滋病感染逐渐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然而大多数人对这种危险并不了解，仍掉以轻心，漠然处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大概还有约50万感染者没有被发现。2003年，在清华大学AIDS与SARS国际研讨会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发表演讲说，“你们是世界上第四大贸易国和外国直接投资地。但是如果有1000万到30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的话，你们的经济成果就将毁于一旦”。2005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访问浙江大学，他选择的演讲主题就是艾滋病。他要求中国的大学生关心国家的艾滋病防治问题，认为这是对中国和世界都极为重要的大事。
应该说，在中央政府层面，对艾滋病的认识进步非常快。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1996年设立)在疫情监控、防治政策、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吴仪等，对艾滋病防治工作十分重视，亲历亲为。胡锦涛已经连续两年在世界艾滋病日去看望艾滋病人和感染者，与他们亲切握手，发表重要讲话。温家宝2005年除夕夜到河南艾滋病高发村与滋艾孤儿一起过年。国家也已经制定了有关艾滋病防治的工作条例，实施了“四免一关怀”等政策。据披露，从2001年起，中央财政每年拨款一个亿作为艾滋病防治专项基金。从2002—2004年，财政部每年用于河南等艾滋病高发地区的资金高达2200万元，河南省自己也投入6000万元(仅2004年)解决这些地方的基本建设和疫病救治，在高发村派驻医疗组等。社会各界关心艾滋病防治的组织和人士不断增多。
但是，在社会层面，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认识和政策落实并不理想，总体上仍处于无知和漫不经心状态。主要表现有三：(1)不了解也没有兴趣了解关于艾滋病的基本知识。作为老百姓，认为这件事虽然可能比较可怕，但是离我很远；作为政府官员，认为这事已经由有关部门在抓了，与我也没有关系。殊不知艾滋病一方面是生理病，同时更是社会问题，其防治需要多部门合作，需要全社会普遍正确的认识，才可防可治(缓解)。(2)艾滋病污名化。这种疾病自发现以来，承载了太多的道德指控，它与我们的许多偏见有关。例如同性恋，现代医学已经证明，这是一种生理现象，不是道德和法律问题。对这一人群的不接受使得他们只能生活在社会暗处，成为艾滋病毒高危人群之一。又例如我们至今也没有接受“性工作”这一“行当”。我们当然有种种正当理由。但这是人类社会迄今没能控制得住的一种社会现象(除非付出过高的社会代价，比如自由)。正视这一现象，关心和帮助这一群体(也是弱势群体)，是降低艾滋病蔓延的必须。(3)社会歧视。这是艾滋病污名化的必然结果。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由于被歧视，也由于有的自身也很无知，他们(她们)大都隐蔽起来，这就使得病情得不到监控，失去了治疗的机会，同时使别人感染几率大增。更有甚者，有的人可能滋生反社会情绪，甘心充当污染源，使社会雪上加霜。
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政府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起着主导的作用，在促进艾滋病防治中也应如此。政府不仅需要制定艾滋病防治的基本政策框架，同时有责任使其得到落实；政府有必要促进艾滋病防治的知识普及，与此同时更需要在政府决策和执行的干部层面首先普及相关的知识；政府要促成多部门合作的治理架构，就需要给民间组织和公民更多的空间，调动和保护它们的积极性。因此，在以干部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开设有关艾滋病防治的课程，对于促进中国艾滋病防治事业的开展，解决艾滋病感染与社会无知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二) 香港从1985年确诊第一例艾滋病人到现在，已经走过了22年历程。香港政府和相关机构对于艾滋病的管理经验，对我们有重要借鉴意义。
首先，将艾滋病的防治纳入法治框架，构建政府服务系统。香港政府在出现第一例艾滋病的当年，就在卫生署辖下设立了一个艾滋病辅导诊所。1990年，又组建了艾滋病(专家)顾问局，邀请有关专家进行艾滋病研究，为政府的艾滋病政策提供依据。1991年，艾滋病辅导诊所改建为艾滋病特别预防计划(组)，作为推动艾滋病服务的核心机构。此后，在该机构的推动下，政府主管的香港红丝带中心、粉岭(性病艾滋病)综合治疗中心、艾滋病测试及咨询中心等机构都建立起来。这一期间香港还出台了首部艾滋病预防和治疗条例。在香港社会福利署下，也建立了一系列含有艾滋病服务内容的主流社会服务机构。根据香港法律规定，有关艾滋病防治的大部分开支，都纳入了公共开支项目，在卫生署、社会福利署和医院管理局的财政计划中得到落实。目前，香港艾滋病的测试是免费的，治疗费用也在市民的承受范围之内(普通市民患者花费几十港元可以拿两个月的药物，政府的补贴在每人每月7000—8000港元)。1996年成立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在反社会歧视的目标下将反对艾滋病歧视也纳入政策框架。同时，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的隐私得到了很好的法律保护。
其次，治疗和服务工作达到了较高的专业水平。香港政府在顾问局专家指导下，以香港大学等为基地，较早开展了艾滋病的临床科学研究。何大一的鸡尾酒疗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研制出来的(1996)，它使香港的艾滋病治疗跻身于世界先进水平。据统计，在此之后凡进行正规治疗的艾滋病人，90％仍存活于世。香港医务人员的专业精神也可圈可点。他们除了对症治疗外，很重视病人的心理支持，注意保护他们的隐私(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开初也存在粗暴对待病人的情况)。我们在考察过程中，还观察到香港无论在针对吸毒人群的美沙酮替代疗法，还是针对各种人群的安全性行为教育推广，凡与义滋病感染有关的领域，其防范服务都十分细腻周到。香港政府长期重视对专业人员等的技能培训。香港红丝带中心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支持下，专门设计了相关的专业论坛、培训计划等。如红丝带中心的“狮子会红丝带学人计划”，每年开办六期(每期一至两人)，专门资助专业人员进行学术研究、访问和交流活动。在“学人计划”中，这些研究人员还被安排在专业会议上担任主讲，每期研究完成之后要提交工作报告。红丝带中心还建立了相关的网站，帮助专业人员相互之间的交流。
其三，重视公众教育。香港政府非常重视艾滋病知识的公众教育，设计了诸多的宣传活动，如制作面向公众的宣传片和短片光盘、邀请明星担任形象代言人、开办主题演唱会、在电视台开办特别节目、到大中小学校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张贴宣传海报、设置宣传广告牌、开设专业网站等。据笔者观察，在香港地铁、大百货公司等公众集中的地方，都设置了醒目的相关公益广告。香港政府尤其重视对年轻人的教育。2005年，红丝带中心专门邀请了两位分别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加入中心的暑期培训实习，引导年轻人关注与艾滋病有关的社会问题，理解社会接纳艾滋病人及其感染者的必要性。
其四，支持民间组织开展艾滋病服务工作。香港民间组织在艾滋病服务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得益于香港社会的法治环境，也得益于香港政府的支持。根据香港法律，民间非赢利组织只要正常注册登记，都可以合法开展活动，向社会征求资助。香港政府的艾滋病工作从一开始就重视开发民间组织的作用，为民间组织开展相关活动提供资源方面的支持，如资金、专业信息、人员培训、国际合作等。香港目前共有11个民间组织致力于各种艾滋病服务工作，包括社区服务、治疗服务、心理支持、公众宣传、国际交流与合作等。香港红丝带中心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其五，注重国际和地区合作，尤其重视与大陆的合作。香港艾滋病工作比较早地注意到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1998年，香港红丝带中心成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合作中心(专业支持)，双方共同确认在相关领域展开紧密合作。例如总结推广艾滋病服务的经验、开展技能培训、监测临近地区的艾滋病发展趋势、支持艾滋病的科学研究、参加和举办会议、提供技术支援等。近年来，以合作中心为平台，香港与东南亚、中国大陆、尼泊尔和印度等国家、地区开展相关合作，分享交流经验，成绩显著，受到联合国的积极评价。在与大陆的合作中，香港政府和相关组织做了大量的专业培训工作，包括针对医务人员的培训，针对专业热心人士的“潜能开发”，如何做“外展”等等，得到大陆人士的欢迎。香港与深圳、广州等地，还联合建立了艾滋病监测、防治的相关机制和网络，对推动大陆艾滋病服务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 我们在港期间，还考察了香港NGO开展艾滋病服务的做法。对于他们的工作特点，我有如下几点感受：
(1)宗旨明确，目标切实可行。从我们接触到的香港艾滋病基金会和智行基金会等的情况看，它们大多指向明确，注重踏踏实实做工作。例如1991年成立的香港艾滋病基金会，其宗旨就是“遏制艾滋病在香港及中国大陆的蔓延，并为受艾滋病病毒感染及影响的人士提供支援”。它的工作目标有四项：提高市民对艾滋病的关注；提供给市民有关艾滋病的知识；为受艾滋病感染及影响的人士提供支援；提倡关怀和支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患者。香港智行基金会成立于1998年，是一个致力于香港和中国大陆地区艾滋病关怀的慈善团体。基金会的宗旨是：“通过为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和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和关怀，来创造一个平等、和谐、健康的社会”。由此，设定了它独特的工作目标——资助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读书，以及帮助某些高危群体加强自我保护，争取自身正当权利。应该说，这些组织的宗旨和工作目标既有具体明确的指向，又有纵深拓展的余地，可操作性很强。
(2)理念先进。香港NGO之所以能够化大力气推动艾滋病服务，与它们先进的理念和组织文化分不开。艾滋病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一方面它的治疗是一个难题，但最主要的是它的流行生态与主流人群的文化传统相冲突，由此导致它的防控与其说是技术性问题，不如说是社会性问题。香港致力于艾滋病服务的NGO，首先在观念上都站在文化的前沿，高扬人权、人道和人性的旗帜，认为艾滋病首先是一种病，让它承载太多的社会责难是不公平的，也于事无补；艾滋病人首先也是人，他(她)们应该得到平等的社会关怀；致力于艾滋病服务，本身就是反对社会歧视的一部分，是公民社会的应尽之责。其次，他们具有科学的防艾治艾理念，清楚艾滋病的感染特点和渠道，因此所做工作、所提之策都比较符合实际，切实可行。比如他们服务对象中特别强调包括“受艾滋病影响的人”、“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等，这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在实际中，这些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的亲属子女，他们本身并没有感染，但是很多人仍然受到社会歧视，生活陷入困境。帮助他们，理应成为艾滋病关怀的题中应有之义。大多直接从事过艾滋病关怀的人们，都对此有切身之感。NGO把这个理念弘扬开来，对社会多数是一种启蒙。
(3)运作透明，脚踏实地。香港NGO在开展艾滋病服务工作中，一般都有事先的计划，事中的按部就班，事后的总结检讨。行动方案、物质资源、财务开支、人员安排等，都有详尽的明列，并接受社会监督。这一方面使得他们的工作效率得到保证，可信度比较高，这样争取各方面的理解支持(包括政府和社会公众)就比较容易；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他们自己总结经验，不断拓展服务领域和提高效率。他们的工作内容，特别强调从自己的特点出发，找准切入点和重点领域。比如香港艾滋病基金会，骨干成员多来自医疗卫生界，因此比较注重培训项目的开展，以帮助各个层级的专业工作人员。而智行基金会在融资方面有些渠道，则选择帮助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资助他们读书。它甚至承诺，只要孩子们愿意并能够考上大学，将资助他们直到大学毕业。香港的NGO一般不会去承揽自己无法办到的事情。
(4)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致力于公共服务的志愿者群体日益扩大。他们的行动目标日益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范畴，关注社会公益和人类的共同命运。香港致力于艾滋病服务的NGO，就体现了这个特点。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些NGO的骨干人员，许多人原有稳定的工作、良好的社会地位、收入丰厚，但是为了推动艾滋病服务，毅然放弃了那一切，自愿来从事这项开拓性工作，而且做得非常投入，无怨无悔。香港艾滋病基金会总干事连爱珠女士，1994年离开干了十年的医疗岗位，投身于基金会的工作，不仅收入减少，而且工作的性质完全不同于过去，需要做一系列开拓性工作，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十多年前，香港的艾滋病服务工作也得不到多数人的理解。为了开办一所专门医院，所选地址附近的居民甚至公开拉横幅抗议近一年。连爱珠得到了被居民拿着大扫把在背后扫着、高压水龙头冲着的“待遇”。亲朋好友都不理解，她因而自嘲“愚公”，但还是坚持了下来。她同时也致力于帮助大陆地区的有关培训工作，足迹踏遍东西南北，到过新疆、甘肃、云南、辽宁、广西等省份，她的敬业和专业，在圈内有口皆碑。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先生，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在成立智行基金会前，已经是一家法国银行的副总裁。他的理想曾经是做“华尔街出色的银行家”。但是组建“智行基金会”并成为防艾义工阻断了这一切。杜聪最出色的业绩，是帮助了中国华中地区艾滋病高发区域的5000多名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完成学业。在这些孩子中，累计已有300余人考上大学。在这几年的寒暑假，杜聪除了组织这些大学生做艾滋病义工外，还为他们组织夏(冬)令营，带他们到各地访问游览，培养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和感恩意识。杜聪还致力于帮助同性恋者提高自身防护的意识和能力。在所有的工作中，杜聪基本上都亲历亲为，与招募来的义工情同手足。1998年成立智行基金会时，他曾经打算做三年，待基金会走上正规然后回到银行界，但是这个愿望至今没能实现，因为他发现“停不下来”、“需要人”。由于经费所限，从那以后他也从没领过工资。2003年，由于杜聪在艾滋病服务领域的重大贡献，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对于这一切，杜聪反过来感恩于他的服务对象，说：“非常感谢(他们)，让我有机会为他们服务”。在这个浮躁的物欲横流的社会，连爱珠和杜聪们让我们发现，人原来还可以这样活。
